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运行模式。这种变革不仅带来了经济结构的调整、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更对传统的法治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。数智时代的到来，要求法治建设必须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，构建与新技术、新业态相适应的法律治理体系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实现数智与法治的深度融合，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。

一、数智技术对传统法治体系的冲击

首先，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颠覆传统法律关系的界定。以人工智能为例，其在自动驾驶、医疗诊断、金融决策等领域的应用，使得“行为责任主体”这一传统法律概念面临重新定义。当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事故，责任应由制造商、软件开发者还是车辆所有人承担？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无明确答案。

其次，数据权属的模糊性加剧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。在数字经济中，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，但数据的所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等权利边界尚未清晰划定。平台企业通过用户协议获取海量数据，但用户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却极为有限。这种失衡关系不仅涉及隐私保护问题，更关乎数字时代的公平正义。

再次，算法决策的“黑箱效应”对法律透明性构成挑战。算法在招聘筛选、信贷审批、司法裁判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，但其运行机制往往不为公众所知。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决策方式，不仅可能加剧社会偏见，更可能侵犯公民的知情权与申诉权。如何在保障算法商业秘密与维护公众知情权之间取得平衡，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。

二、数智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

当前，我国在推进数智法治建设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。首先是立法滞后问题。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，传统立法程序难以及时作出回应。例如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与现行法律的属地管辖原则存在冲突，元宇宙中的虚拟财产归属问题缺乏明确法律依据，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法律体系的滞后性。

其次是监管手段的局限性。现有监管体系主要基于物理空间的管理经验，难以有效应对虚拟空间的跨境性、即时性特征。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、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盲区、加密货币的洗钱风险等问题，都对传统监管模式提出严峻考验。监管部门在技术能力、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，难以实现对新兴技术的精准监管。

再次是司法实践的适应性不足。尽管我国已设立互联网法院，探索在线诉讼模式，但在电子证据认定、网络侵权责任划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。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应用虽已展开试点，但其决策逻辑的可解释性、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仍有待提升。数字时代的司法改革，需要在技术创新与司法公正之间找到平衡点。

三、数智法治建设的创新路径

面对上述挑战，需要从制度创新、技术赋能、协同治理三个维度构建新型法治体系。首先应完善数字法治顶层设计，加快制定《数字经济促进法》《数据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基础性法律，明确数据权属规则、平台责任边界、算法治理原则等核心问题。同时建立动态立法机制，通过“沙盒监管”模式在创新与规范之间保持平衡。

其次要推动技术赋能法治建设。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司法存证体系，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法律文书自动生成、类案推送能力，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社会治理决策。特别是在行政执法领域，可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行政处罚的自动执行，提高执法效率与透明度。但需注意技术应用的边界，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工具而忽视人文关怀。

再次要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。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民共同参与的治理平台，形成“技术向善”的制度约束。鼓励平台企业制定自律规范，引导行业协会建立技术伦理准则，支持科研机构开展合规性研究。同时加强公众数字素养教育，提升公民在数字时代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。

四、数智法治建设的未来展望

展望未来，数智法治建设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：一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。通过建立技术伦理评估机制，在新技术应用初期即介入法律规制，避免“先发展后治理”的路径依赖。二是从条块分割转向系统集成。打破部门数据壁垒，构建跨领域、跨层级的法治协同平台，实现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普法各环节的数字化贯通。三是从本土实践转向全球对话。积极参与数字规则国际制定，在数据跨境流动、数字税收、网络犯罪治理等领域贡献中国智慧。

在这一进程中，需特别注意三个关键问题：其一，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法治内核，在技术效率与权利保障之间寻求价值平衡；其二，保持法律制度的弹性，在确保基本秩序的同时为技术创新留出空间；其三，加强法治人才的复合型培养，打造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专业队伍。

数智时代的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既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，也需要技术理性的智慧，更需要守护正义的初心。只有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法治精神，在制度创新中回应时代需求，才能构建起与数字文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体系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。（邹添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