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《儿童青少年“五健”促进行动计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，聚焦肥胖、近视、心理行为异常、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五大突出健康问题，提出明确量化目标与责任分工。这一系统性工程不仅关乎亿万家庭福祉，更对教育、医疗、体育、市场监管等多领域制度协同提出新要求。在政策落地过程中，如何通过法治手段压实各方责任、保障资源公平配置、防范执行偏差，成为决定“五健”行动成败的关键。

从“软倡导”到“硬约束”：法律责任清单亟需细化

《行动计划》虽明确了学校、家庭、医疗机构、社区等主体的职责，但多数表述仍停留在“推进”“鼓励”“支持”等柔性层面。例如，“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”若缺乏刚性监督机制，极易流于形式；“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全覆盖”的目标，若无编制、经费、资质认证等配套法规支撑，恐难真正落地。

剑盾法律网关注到，当前我国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虽对儿童健康权作出原则性规定，但尚未形成针对“五健”问题的专项法律责任体系。建议在地方立法层面先行先试，如制定《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条例》，将体育课时、教室照明标准、食堂营养配比、心理教师配备比例等纳入教育督导和行政执法范畴，并设立“健康一票否决”机制——对连续两年未达标学校，限制其评优评先资格。

同时，应明确家长在儿童健康管理中的法定义务。例如，对长期放任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导致严重近视、或拒绝配合脊柱筛查干预的家庭，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出《健康风险提示函》，必要时纳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范围，避免“家事”演变为公共健康危机。

多病共防需打破数据壁垒，隐私保护须同步跟进

“五健”行动强调“多病同防共管”，其科学基础在于五大问题共享“久坐少动、高糖高脂饮食、睡眠不足”等危险因素。实现精准干预的前提，是打通教育、卫健、体育等部门的数据孤岛，构建覆盖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档案。

然而，涉及身高体重、视力屈光度、心理评估结果、口腔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的跨部门共享，必须严格遵循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关于“最小必要”“单独同意”“去标识化处理”等要求。剑盾法律网警示，若缺乏统一的数据治理规则，可能出现学校擅自公开学生BMI排名、医疗机构向商业机构泄露视力筛查数据等侵权行为。

为此，建议由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牵头，建立“儿童青少年健康数据安全共享平台”，实行“授权访问+审计留痕”机制。所有数据调用需经家长电子授权，并限定用途仅限于健康干预与政策评估。同时，对违规收集、使用儿童健康信息的行为，依法适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71条关于未成年人信息的加重处罚条款。

健康资源配置不均呼唤制度性公平保障

《行动计划》提出建设“校园健康角”“社区健康驿站”“儿童友好医院”等设施，但城乡、区域间资源差距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。例如，偏远地区学校难以负担专业脊柱筛查设备，农村家庭无力购买控盐勺、刷牙计时器等健康工具，基层医疗机构缺乏心理评估专业人员。

剑盾法律网支招，应将“五健”基础设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确保欠发达地区达标。可借鉴“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”模式，设立中央专项补助资金，重点支持中西部县区配备便携式视力筛查仪、脊柱测量尺、口腔检查包等标准化工具包。

此外，推动“健康副校长”制度法治化。目前多地已试点由医生担任学校健康副校长，但其权责边界模糊。建议修订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明确健康副校长具有参与学校健康政策制定、监督食堂营养配餐、组织应急健康事件处置等法定职权，并保障其每周不少于半天的履职时间。

心理健康干预需前置立法，破除“重治疗轻预防”困局

《行动计划》将心理干预起点前移至0岁，要求90%的0-6岁儿童接受心理行为发育监测。这一理念先进，但基层执行面临两大法律短板：一是孤独症等发育障碍的早期筛查尚未纳入国家基本公卫服务项目，部分地区筛查费用需家庭自付；二是心理教师、康复师等专业人才短缺，且缺乏统一执业标准。

剑盾法律网剖析指出，应加快制定《儿童心理健康促进法》，将学龄前心理筛查列为强制性公共卫生服务，由医保基金或财政全额承担。同时建立“儿童心理服务人员注册制度”，规范心理咨询、行为干预等从业资质，防止非专业人士误判延误干预窗口期。

对于校园心理危机事件，还需完善“发现—报告—转介—回访”闭环的法律责任。例如，教师发现学生有自伤倾向却未及时上报，应承担相应行政责任；医疗机构拒收转诊学生，可视为违反《精神卫生法》关于“首诊负责制”的规定。

“五健”行动不是一场短期运动，而是一场需要法治护航的持久战。唯有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执行、可监督、可追责的法律规则，才能真正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可及的健康保障，筑牢民族未来的健康根基。

（剑盾法律网总编辑 邹添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