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长三角某基层法院的立案大厅，电子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当日案件受理数据。一位中年当事人熟练地操作着自助立案终端，将纸质材料转化为数字编码的瞬间，折射出中国法治进程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时代图景。这场始于司法服务端的技术革命，正悄然重塑基层治理的运行逻辑，催生出传统法治框架与数字治理范式的新型互动关系。

数字化工具的嵌入正在重构基层执法的时空维度。某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智能巡查系统，将辖区商户的经营数据实时接入监管平台，AI算法自动识别异常经营行为。这种"非接触式执法"不仅提升了监管效率，更在无形中改变了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。在深圳某街道，网格员手持的智能终端可即时上传违建信息，系统自动生成处置工单并追踪办理进度，形成完整的执法闭环。技术赋能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，更催生了"数据驱动型治理"的新模式。

这种治理模式的深层变革在于权力运行逻辑的转换。传统科层制治理依赖垂直管理体系，而数字平台构建起横向协同的治理网络。杭州某区建立的"城市大脑"系统，将公安、城管、环保等十余个部门的数据流整合，突发事件的响应时间缩短60%。这种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，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风险预判转移。北京某街道试点的"法治体检"项目，通过分析12345热线数据预测纠纷高发区域，提前部署调解力量，实现矛盾化解关口前移。

社会主体对数字化治理的适应过程呈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。上海某社区开发的"云上议事厅"平台，居民通过实名认证参与社区事务讨论，累计积分可兑换公共服务。这种参与机制既提升了治理效能，也培育了公民的法治素养。但技术鸿沟带来的参与差异同样显著，在西部某县城，60岁以上居民中仅23%能熟练使用政务APP，数字治理的普惠性面临现实挑战。这种技术赋权与现实落差的并存，构成数字化转型期特有的治理张力。

面对新兴治理形态，制度供给需要同步创新。广州某区法院设立的"互联网法庭"，采用异步审理模式，当事人可错时完成举证质证。这种突破传统诉讼规则的尝试，亟待立法层面的规范指引。深圳率先出台的《数据条例》明确政务数据分类分级标准，为数字治理划定边界。制度创新既要包容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，又要守住权利保障的法治底线，这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与担当。

展望未来，数字法治生态的构建需要多方协同推进。技术开发者应强化合规意识，在算法设计中嵌入法治价值；基层政府需提升数字治理能力，平衡效率与公正；社会公众既要享受技术红利，也要培育数字时代的法治自觉。当区块链技术开始应用于行政执法存证，当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逐步推广，我们更需思考：如何在技术迭代中守护法治精神，在效率追求中坚守权利本位。这既是时代课题，更是法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。（邹添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