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7月24日公开表示，若中国不批准美国企业收购TikTok的交易，该短视频平台将面临在美国停运的命运。此言一出，迅速引发全球关注。作为拥有约1.7亿美国用户的社交平台，TikTok不仅承载着巨大的商业价值，更成为中美在数据安全、技术主权与国际法适用边界上激烈博弈的焦点。而在7月2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郭嘉昆重申中方在TikTok问题上的原则立场，强调反对任何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，行保护主义之实。一场围绕数字时代跨国企业命运的法律较量，正在悄然展开。

从法律视角审视，TikTok所面临的困境，本质上是一场跨国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之间的冲突。美国方面长期以“数据安全风险”为由，要求TikTok剥离其在美国的业务，其法律依据主要源自《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》（FIRRMA）以及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（CFIUS）主导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。CFIUS有权对涉及外国企业的并购交易进行审查，尤其关注可能影响美国关键基础设施、敏感个人数据或国家安全的技术资产。2020年，特朗普政府首次援引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（IEEPA），试图强制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美国业务，虽后被法院叫停，但为后续立法行动埋下伏笔。

2024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》（简称“外国对手应用法案”），明确授权总统禁止任何由“外国对手”控制的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，除非其被完全剥离。该法案将TikTok列为首要目标，并设定9至18个月的宽限期，要求字节跳动出售其美国业务，否则将面临全面下架。这一立法行动标志着美国对TikTok的打压从行政命令转向更具法律刚性的国会立法，增强了其执行的合法性外观。

然而，该法案的合宪性与国际法兼容性正面临广泛质疑。首先，从美国国内法角度看，该法案被批评为“量身定制”的针对性立法，违反了宪法中的“正当程序”与“平等保护”原则。多位法律学者指出，针对单一企业制定具有强制剥离效力的法律，可能构成“剥夺公权法案”（Bill of Attainder），而此类法案在美国宪法中被明确禁止。其次，法案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TikTok存在实际的数据滥用行为，更多基于“潜在风险”的推测，这在司法审查中可能难以站稳脚跟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该法案触及了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与数据管辖权问题。TikTok作为中国企业字节跳动的海外分支，其核心算法与数据管理架构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。根据中国的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及《反外国制裁法》，关键数据的出境需经安全评估，核心技术的转让亦受到严格管控。这意味着，即便美国强制要求出售TikTok，若涉及算法等核心技术的转移，必须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——而这正是卢特尼克所强调的“中国不批准，TikTok就无法继续运营”的法律瓶颈。

从国际法角度看，美国单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国企业运营，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框架下的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（GATS）中关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原则。尽管GATS允许成员国以“国家安全例外”为由采取限制措施，但该例外的适用需满足“必要性”与“非歧视性”标准。若美国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证明TikTok构成实质性安全威胁，其行为可能被视为滥用例外条款，构成变相的技术贸易壁垒。

此外，TikTok的算法问题成为此次争端的核心法律争议点。卢特尼克强调“美国必须控制支撑社交媒体平台运行的算法”，这一表态暴露了美方真正的战略意图：不仅在于数据控制，更在于获取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技术资源。算法作为平台内容推荐、用户画像与流量分发的核心引擎，本质上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。强制要求披露或转让算法，不仅侵犯企业合法权益，也可能违反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》（TRIPS）中对技术秘密的保护义务。
中方对此的立场始终明确。郭嘉昆在7月25日的表态中重申，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，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，无理打压他国企业。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在数字治理中的平衡思维：既尊重他国合法监管权，也捍卫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与技术主权。

从长远看，TikTok之争折射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深层裂痕。当前，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、平台责任、算法透明度等议题上缺乏统一规则，导致类似争端频发。欧盟通过《数字市场法案》（DMA）与《数字服务法案》（DSA）建立区域性监管框架，中国推进数据分类分级与出境安全评估，而美国则倾向于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单边干预。这种碎片化的监管格局，加剧了跨国企业的合规困境。

未来解决此类争端，亟需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法治化的国际协调机制。一方面，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建立数据互信机制，例如设立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平台数据处理进行监督；另一方面，推动在联合国、WTO等多边平台下制定数字治理普遍性规则，明确国家安全例外的适用边界，防止其被滥用为技术保护主义工具。

TikTok的命运，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存亡，更考验着全球法治秩序在数字时代的适应能力。在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的今天，如何在国家安全、企业权利与用户利益之间寻求平衡，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法律挑战。唯有坚持规则导向、反对单边施压，才能避免科技竞争滑向“数字冷战”的深渊。这场法律博弈的最终走向，或将重塑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权力版图。（剑盾法律网总编辑 邹添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