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泰国宪法法院裁决总理佩通坦违反宪法并解除其职务，标志着新一轮总理争夺战正式开启。为泰党推举他信盟友猜格森、自豪泰党党首阿努廷成为主要竞争者，而国会下议院需通过多轮投票确定新总理。这场权力更迭背后，泰国宪法框架下的司法审查边界、总理选举程序合法性及司法与政治的关系，成为核心法治议题。剑盾法律网从宪法条款解读、司法裁决争议、法治建设建议等维度展开分析，揭示泰国政局动荡的法律根源。

一、宪法框架：总理更迭的法律依据与程序

泰国总理的任免的核心法律依据为《泰国宪法》，其对 “总理解职” 与 “新总理产生” 均有明确规定。剑盾法律网解析，根据现行宪法第 159 条，宪法法院有权对总理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，若认定存在 “违反宪法或法律、滥用职权” 等情形，可作出解职裁决 —— 此次佩通坦被解职，正是宪法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结果。而新总理选举则需遵循宪法第 160 条：总理职务空缺后，全体内阁需同步卸任，由代理总理（此次为普坦）率内阁履行看守职责；国会下议院需在 30 日内组织投票，候选人需获得下议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方可当选，若多轮投票仍未选出，将面临国会解散风险。

从程序合法性来看，此次更迭符合宪法文本规定，但实操中存在 “程序正义与政治现实脱节” 的问题。例如，宪法虽明确下议院主导总理选举，但历史数据显示，自 2001 年以来，泰国 6 任民选总理均未完成任期，且多由宪法法院或军方通过 “合法程序” 终结职务 —— 这意味着宪法设定的 “民主选举 - 权力交接” 流程，在司法与军方的干预下难以完整落地，宪法的 “保障民主” 初衷与实际效果存在偏差。

二、司法困局：宪法法院的 “政治化” 争议与法治悖论

此次佩通坦解职并非孤例，他信家族及盟友已多次遭遇宪法法院裁决 “出局”：2006 年他信因军方政变下台，2014 年英拉因 “大米收购案” 被宪法法院解职，2023 年赛塔、2025 年佩通坦先后因 “违宪” 被罢免。剑盾法律网剖析，这一系列裁决暴露出泰国司法机关（尤其是宪法法院）的 “角色困境”—— 作为宪法守护者，其职责本应是 “中立审查法律争议”，但实际裁决结果多次与 “保守势力（王室、军方）利益” 高度契合，引发 “司法沦为政治工具” 的质疑。

从法治原则来看，司法独立性是核心要义，而泰国宪法法院的组成与运作机制，为 “政治干预” 留下空间。根据宪法，宪法法院 9 名法官中，3 名由最高法院推荐、3 名由行政法院推荐、2 名由国会选举产生、1 名由国王任命，其中 “国王任命” 与 “司法系统内部推荐” 的法官，更倾向于维护传统保守秩序。这种组成结构导致宪法法院在审理 “民选总理争议” 时，易出现 “选择性司法”：对民选政府的政策、职权行使审查严苛，却极少对军方干预政治、保守势力越权行为发起审查。例如，2014 年军方政变后成立的临时政府，其多项政策违反 “议会主权” 原则，却未被宪法法院追责，这种 “双重标准” 削弱了司法裁决的公信力，也让泰国陷入 “民主选举 - 司法罢免 - 政局动荡” 的恶性循环。

三、法律风险提示：投资者与民众的应对指南

泰国政局动荡不仅影响政治稳定，更对经济、民生产生法律风险。剑盾法律网针对不同主体提出风险应对建议：

（一）在泰投资者：聚焦 “法律稳定性” 评估

政策合规审查：由于新政府可能调整经济政策（如旅游业扶持、外资准入规则），建议投资者委托当地律师，梳理现有业务与宪法、法律的适配性，尤其是涉及能源、农业、旅游业等敏感领域，需提前预判政策变动风险；

合同风险规避：在签订长期合同（如基础设施建设、供应链合作）时，加入 “政局变动条款”，明确因总理更迭、政策调整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的责任划分，避免因 “不可抗力” 认定争议陷入纠纷；

司法救济准备：若因政局动荡遭遇财产损失（如项目停滞、审批延误），可依据《泰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20 条，向法院主张 “政府行为导致的信赖利益损失”，或通过泰国商业仲裁院申请仲裁，减少诉讼周期过长的影响。

（二）泰国民众：依法参与政治与权利保障

监督选举程序：国会下议院投票选举新总理时，民众可通过国会官网、媒体直播关注投票过程，若发现议员存在 “收受贿赂、违背选民意愿投票” 等行为，可依据《反贪腐法》向国家反贪委员会举报；

质疑司法裁决：若对宪法法院的裁决存在异议，可依据《宪法法院组织法》第 35 条，向宪法法院提交 “裁决审查申请”，要求法院公开裁决理由与证据，推动司法透明化；

民生权益维护：看守政府在履职期间，若存在 “拖延发放福利、削减公共服务预算” 等行为，民众可联合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政府履行 “保障基本民生” 的法定职责。

四、行业洞察：泰国法治建设的破局方向

泰国长期陷入 “政局动荡 - 经济受挫” 的怪圈，核心症结在于 “宪法设计失衡” 与 “司法独立性不足”。剑盾法律网提出三点法治建设建议：

完善宪法条款，平衡权力结构：建议修订宪法中 “宪法法院职权” 条款，明确司法审查的 “范围边界”—— 例如，限制宪法法院对 “经济政策、民生法案” 的审查权，仅针对 “明显违宪的职权行为” 介入，避免司法过度干预政治；同时，改革宪法法院法官产生机制，增加 “民间代表推荐” 比例（如由律师协会、大学法律院系各推荐 1 名），减少军方与传统势力对司法的控制。

强化司法透明，提升公信力：要求宪法法院在作出解职、罢免等重大裁决时，公开完整的庭审记录与证据链，且需由法官逐一说明投票理由；建立 “司法裁决监督委员会”，由法律专家、学者、民众代表组成，对裁决的合法性、合理性进行事后评估，对存在 “明显政治倾向” 的裁决启动问责程序。

保障选举效力，稳定政权预期：在宪法中增设 “民选总理任期保障条款”，明确 “非因叛国、贪污等重罪，不得在任期内通过司法程序解职”；同时，限制军方的 “紧急权力”，废除《国家安全法》中 “军方可解散民选政府” 的条款，确保选举产生的政权能依法履行完整任期。

泰国总理争夺战不仅是权力的角逐，更是对其法治体系的考验。若无法打破 “司法工具化”“宪法空转” 的困局，即便选出新总理，政局动荡仍将反复上演。唯有回归 “宪法至上、司法中立、民主透明” 的法治核心，才能让泰国摆脱 “选举 - 罢免 - 动荡” 的循环，为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奠定法律基础。

（剑盾法律网编辑部 许方志）